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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方法✿ღ★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人物研究方法✿ღ★ღ，并无二致✿ღ★ღ。党史人物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种形式✿ღ★ღ，研究对象是中共党史主要领袖人物或某一时期✿ღ★ღ、某一领域对党的历史有独特影响和具有独特历史地位的人物✿ღ★ღ。党史人物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ღ★ღ，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更加丰富✿ღ★ღ、完整和立体化✿ღ★ღ。特别是对于党的领袖人物✿ღ★ღ，或者在党的工作某一方面✿ღ★ღ、某一领域和某一地区的领导者的研究✿ღ★ღ，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ღ★ღ。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ღ★ღ，长期以来缺乏以人物为对象的研究✿ღ★ღ，也没有人把自己的经历或自传写出来发表✿ღ★ღ。正如1971年周恩来对美国报人詹姆斯·赖斯顿所言✿ღ★ღ：“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记日记✿ღ★ღ，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要写回忆录✿ღ★ღ。”而关于中共党史人物✿ღ★ღ，称得上传记的是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ღ★ღ，以3万余字的篇幅记述了毛泽东的历史✿ღ★ღ，以及关于朱德✿ღ★ღ、徐海东✿ღ★ღ、李德等重要人物的简单描述✿ღ★ღ。1937年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延安访问了董必武✿ღ★ღ、徐特立✿ღ★ღ、贺龙等数十位党和红军领导人✿ღ★ღ，后来写成《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其中包括20位党的领导人的“自传”）✿ღ★ღ，并于1978年在香港出版✿ღ★ღ。这两本书虽然还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人物研究✿ღ★ღ，却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共党史人物传✿ღ★ღ。改革开放以来✿ღ★ღ，伴随中共党史研究进入新阶段✿ღ★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从无到有✿ღ★ღ，取得显著进展✿ღ★ღ。笔者有幸经历并参与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ღ★ღ，并且长期以来关注和研究邓子恢✿ღ★ღ。本文依据笔者邓子恢研究的经历和体会✿ღ★ღ，就有关党史人物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投入✿ღ★ღ、党史人物研究的学术史评估及其史料收集✿ღ★ღ、党史人物历史地位评估及研究重点等问题✿ღ★ღ，做简要的回顾与阐述✿ღ★ღ。

　　改革开放以来✿ღ★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起始点✿ღ★ღ，是1979年12月在广州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胡华教授主持召开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暨学术研讨会✿ღ★ღ。会议成立以何长工为会长✿ღ★ღ，李新✿ღ★ღ、胡华为副会长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ღ★ღ，组建以胡华为主编的编委会✿ღ★ღ，拟定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的宏大计划✿ღ★ღ。中共党史学术界对此予以高度评价✿ღ★ღ，肯定这是党史人物研究的“突破性进展”✿ღ★ღ；李捷将其视为“揭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的序幕”✿ღ★ღ，开启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的第一个十年✿ღ★ღ。笔者受邀参加了广州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大会✿ღ★ღ，担任研究会理事及《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ღ★ღ，参与制订该书编写规划✿ღ★ღ，并将邓子恢生平历史确定为个人的研究方向✿ღ★ღ。

　　那时笔者尚未意识到✿ღ★ღ，选择一位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的生平研究✿ღ★ღ，必须做长期而充分的前期准备✿ღ★ღ。在当时的历史与学术环境下✿ღ★ღ，党史人物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ღ★ღ，党史文献档案尚未开放✿ღ★ღ，相关历史记述与口述回忆鲜有文字资料✿ღ★ღ。从现在的视角评估✿ღ★ღ，这一选择确实有些仓促✿ღ★ღ，只是鉴于改革开放大潮滚滚✿ღ★ღ，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ღ★ღ，故笔者不知深浅地投入了这项研究✿ღ★ღ。至于这项研究所必需的一系列准备✿ღ★ღ，则是在这项工作展开之后再进行“补课”✿ღ★ღ。

　　可以说✿ღ★ღ，笔者对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所知所获✿ღ★ღ，主要源自两个方面✿ღ★ღ：一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和编委会前辈胡华✿ღ★ღ、彭明及同行长者的言谈与教诲✿ღ★ღ；二是笔者编撰《邓子恢传》《邓子恢文稿》《邓子恢闽西文稿》等著作及发表相关20多篇论文的感悟✿ღ★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ღ★ღ，不同于一般的党史专题研究✿ღ★ღ。中共党史的专题研究✿ღ★ღ，包括党史人物某个方面的专题研究✿ღ★ღ，大多为一两万字的篇幅✿ღ★ღ，所做思考与准备相对集中✿ღ★ღ，费时较短✿ღ★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若仅为人物的生平传略✿ღ★ღ，史料准备相对较少✿ღ★ღ，成稿时间也短✿ღ★ღ；如若研究中共党史中有重要地位或影响的人物全传✿ღ★ღ，并做出全面详尽的阐述与科学评价✿ღ★ღ，最终成果为数十万甚至百万字以上大著✿ღ★ღ，则须做慎重选择并长期准备✿ღ★ღ、量力而行✿ღ★ღ，有时甚至需要组建一个研究团队✿ღ★ღ。笔者所做邓子恢研究的选择✿ღ★ღ，如前文所言✿ღ★ღ，比较仓促✿ღ★ღ。其原因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大势所趋✿ღ★ღ，客观上有一种紧迫感✿ღ★ღ；另外就是对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艰辛程度与学术规范认识不足✿ღ★ღ，并未充分评估✿ღ★ღ，主观上却是个人自信心的驱使✿ღ★ღ。这是因为笔者当时在闽西邓子恢家乡从事古田会议纪念馆和闽西党史革命史研究工作多年✿ღ★ღ，对邓子恢生平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前的历史有较多了解✿ღ★ღ。这就是笔者选择邓子恢作为研究对象的“底气”✿ღ★ღ。现在看来✿ღ★ღ，这些研究基础并不坚实✿ღ★ღ，距离写出一本有分量的传记还有很大差距✿ღ★ღ，主要的欠缺是党史人物研究的学术理论✿ღ★ღ、研究方法和研究史料✿ღ★ღ。其中✿ღ★ღ，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学习或借鉴✿ღ★ღ，在实践中不断积聚起来✿ღ★ღ，而研究史料却是实实在在看得到且是党史人物研究不可欠缺的内容✿ღ★ღ，必须长期搜集与积累✿ღ★ღ。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ღ★ღ，党史人物研究领域思想解放✿ღ★ღ、空前活跃✿ღ★ღ。由于包括邓子恢在内的许多党史重要人物刚刚获得平反或尚未平反✿ღ★ღ，有关的档案史料没有开放✿ღ★ღ，为党史人物研究增添了诸多困难✿ღ★ღ，因此✿ღ★ღ，笔者最初的工作只能是查阅有限的报刊资料及访谈笔录✿ღ★ღ。显然✿ღ★ღ，笔者对于邓子恢研究的最初选择✿ღ★ღ，并没有充分规划✿ღ★ღ，也不可能写出一部详尽周全的人物传记✿ღ★ღ，而只能是写一篇五六万字的小传✿ღ★ღ。事实上✿ღ★ღ，当时参与由胡华教授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的计划✿ღ★ღ，并非独立成书的单部传记著作✿ღ★ღ，而是由若干篇人物传合为一卷✿ღ★ღ，每篇两三万✿ღ★ღ、七八万字不等✿ღ★ღ，交稿时间也视作者安排付稿而定✿ღ★ღ。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ღ★ღ，传记作者们大多为高校教师或行政干部✿ღ★ღ，各自占有史料不充分与成稿时间较短✿ღ★ღ，以及这套书的体例与规模✿ღ★ღ，是多位人物传合编的多卷本人物传记✿ღ★ღ，每一篇传记篇幅不大✿ღ★ღ。至于当时学术界有关邓子恢的研究状况✿ღ★ღ，与国内其他党史人物研究状况相似✿ღ★ღ，几乎是一片空白✿ღ★ღ。

　　直到198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为邓子恢平反通知以后✿ღ★ღ，其生平及相关问题方得以展开大幅度✿ღ★ღ、深层次的研究✿ღ★ღ。而那时✿ღ★ღ，笔者和合作者已经完成5万余字的《邓子恢》初稿的写作✿ღ★ღ，在获悉邓子恢平反消息后✿ღ★ღ，对其做了必要的修改补充后交给编委会✿ღ★ღ。该文编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卷✿ღ★ღ，于1983年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ღ★ღ。这篇《邓子恢》是笔者投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第一次尝试✿ღ★ღ。由此可以得到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若干基本认识✿ღ★ღ：一是党史人物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可缺失的部分✿ღ★ღ，对于中共党史研究✿ღ★ღ，有着不可替代和特殊的作用和意义✿ღ★ღ；二是党史研究者必须秉持实事求是✿ღ★ღ、大胆探索的科学精神✿ღ★ღ，通过对党史人物的研究✿ღ★ღ，梳理中共党史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重大问题上的历史脉络✿ღ★ღ，为党史研究提供新视角✿ღ★ღ，做出新补充✿ღ★ღ；三是党史人物研究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继承和发展✿ღ★ღ，须秉持客观✿ღ★ღ、科学的理念✿ღ★ღ，充分收集文献史料✿ღ★ღ，把一切观点与结论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ღ★ღ。

　　如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ღ★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必须做大量的前期准备✿ღ★ღ。在对每一位研究对象展开研究之前✿ღ★ღ，研究者须对该研究课题的学术史及其研究状况做详细梳理与评估✿ღ★ღ，明确该课题研究已有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ღ★ღ，以利于在后续研究过程中发现所需着力的重点与难点✿ღ★ღ，避免研究空缺或重复性研究✿ღ★ღ，从而突出自身研究的优势与特色✿ღ★ღ，提升党史人物研究成果的质量与学术价值✿ღ★ღ。

　　有学者认为✿ღ★ღ，1979年12月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以后的十年✿ღ★ღ，即“1980年至1990年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的第一个十年✿ღ★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方面都孕育着新的突破✿ღ★ღ，为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ღ★ღ。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革命前辈的回忆录和第一部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周恩来传（1898-1949）》✿ღ★ღ；其后✿ღ★ღ，《毛泽东传（1893-1949）》《刘少奇传》《朱德传》《任弼时传》及刘伯承✿ღ★ღ、徐向前✿ღ★ღ、彭德怀✿ღ★ღ、罗荣桓✿ღ★ღ、贺龙✿ღ★ღ、聂荣臻✿ღ★ღ、叶剑英等的传记✿ღ★ღ、年谱相继出版✿ღ★ღ；1991-2000年✿ღ★ღ，“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的第二个十年”✿ღ★ღ，2001-2010年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的第三个十年✿ღ★ღ。这一评估与论述符合这一历史时期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实际✿ღ★ღ，十分准确✿ღ★ღ。笔者研究邓子恢✿ღ★ღ，正经历了这一过程✿ღ★ღ，现今又先后编著✿ღ★ღ、发表《邓子恢传》等多部著作与相关论文✿ღ★ღ。

　　自1980年投入邓子恢研究以来✿ღ★ღ，笔者一直关注相关学术动态及学术史的发展✿ღ★ღ，并根据发展情况✿ღ★ღ，调整研究课题和研究重点✿ღ★ღ，避免重复研究✿ღ★ღ，评估并设计新的研究项目✿ღ★ღ，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ღ★ღ。以2016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邓子恢研究”为例✿ღ★ღ，笔者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申报立项的2016年不同阶段的研究状况做了回顾与梳理✿ღ★ღ，认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邓子恢的农村农业思想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批判✿ღ★ღ，受此影响✿ღ★ღ，并未开展客观全面的研究✿ღ★ღ；1981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为邓子恢平反决定✿ღ★ღ，特别是同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并高度评价了邓子恢的历史贡献与理论主张以后✿ღ★ღ，国内中共党史✿ღ★ღ、中国农业经济史等领域陆续展开了对其生平与思想的研究✿ღ★ღ，并形成一个研究热点✿ღ★ღ，前后延续大约十年✿ღ★ღ。这一阶段的研究✿ღ★ღ，因应中共中央对邓子恢的平反✿ღ★ღ，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ღ★ღ。这两个重要文件肯定了邓子恢一生✿ღ★ღ，评价其“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ღ★ღ，认为他在1953-1962年主持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时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ღ★ღ，坚持党的路线✿ღ★ღ、方针✿ღ★ღ、政策”✿ღ★ღ，在农业集体化✿ღ★ღ、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工作成绩显著✿ღ★ღ。此外✿ღ★ღ，这一时期还因应了中国农村即将进入改革开放大潮的理论创新✿ღ★ღ，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ღ★ღ。其中, 有关研究专著以笔者撰写的 27 万字的《邓子恢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ღ★ღ，1986）最具代表性✿ღ★ღ。

　　另外✿ღ★ღ，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1986年8月17日召开了“邓子恢农业合作思想学术讨论会”✿ღ★ღ，王震✿ღ★ღ、张劲夫✿ღ★ღ、杜润生等人出席并讲线篇高层专家的论文集结汇编成《邓子恢农业合作思想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农业出版社✿ღ★ღ，1989）一书✿ღ★ღ，这是研究邓子恢农业合作思想的专精之著✿ღ★ღ。相关学术史显示✿ღ★ღ，这一阶段关于邓子恢研究的重点及主要成果✿ღ★ღ，集中于农业合作化时期✿ღ★ღ，主要涉及1955年前后的农业集体化和1960年前后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两个方面✿ღ★ღ，而这也正是邓子恢在农业农村问题上做出的重大贡献✿ღ★ღ。学术界有关于此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ღ★ღ，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ღ★ღ。相较而言✿ღ★ღ，邓子恢的生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ღ★ღ。前述笔者所著的《邓子恢传》于1986年列入李新主编的“中国革命史丛书”✿ღ★ღ。以今天的标准评估✿ღ★ღ，这本著作还不够完善✿ღ★ღ，存在诸多欠缺✿ღ★ღ，但在那一阶段对于开展和深化邓子恢生平与思想研究起到了开拓性的尝试之功✿ღ★ღ。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ღ★ღ，为邓子恢研究的第二阶段✿ღ★ღ。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特点在于✿ღ★ღ：一是继续关注并深化邓子恢的农业合作思想✿ღ★ღ。二是更多关注其在农业经济✿ღ★ღ、农村合作经济体制和农民问题等层面上的问题✿ღ★ღ。三是开始厘清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农业经济与农村体制理论方面的分歧✿ღ★ღ。这一类研究直面中共党内关于农业发展的速度✿ღ★ღ、农业社会主义道路与体制设计的分歧与争论✿ღ★ღ，对邓子恢的农村农业问题理论做了深刻的揭示与分析✿ღ★ღ，大大提升了邓子恢研究的理论层次✿ღ★ღ。

　　李家祥的《邓子恢经济思想研究》（17.2万字✿ღ★ღ，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ღ★ღ，1993）则是这一阶段较为全面✿ღ★ღ、深入地研究邓子恢社会主义经济的著作✿ღ★ღ。作者概述了邓子恢的生平简历✿ღ★ღ、主要经济著作✿ღ★ღ、经济思想的特点和方法✿ღ★ღ，并按历史时期介绍了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ღ★ღ，在深化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挖掘✿ღ★ღ。这是那个时期学术界系统研究邓子恢经济思想的第一部著作✿ღ★ღ，表明邓子恢研究层次的提升✿ღ★ღ。四是邓子恢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ღ★ღ，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其生平各历史阶段得到了全方位的展开✿ღ★ღ。

　　代表性成果为人民出版社在1996年邓子恢百年诞辰之际出版的《邓子恢传》《回忆邓子恢》《邓子恢文集》三本书✿ღ★ღ。这套著作总约150万字✿ღ★ღ，由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以陈丕显为主任的《邓子恢传》编委会历时5年完成✿ღ★ღ。这不仅进一步表明邓子恢生平与思想研究提升到了新水平✿ღ★ღ，而且提供了新的依据和研究史料✿ღ★ღ，开创了邓子恢研究的新局面✿ღ★ღ。另外✿ღ★ღ，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领域✿ღ★ღ，除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ღ★ღ、周恩来✿ღ★ღ、朱德✿ღ★ღ、刘少奇外✿ღ★ღ，其他的党史人物在研究广度✿ღ★ღ、深度方面有所扩展✿ღ★ღ。1986年✿ღ★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新主编的“中国革命史丛书”✿ღ★ღ，内有陈铁健著《瞿秋白传》✿ღ★ღ，卢权✿ღ★ღ、禤倩红著《苏兆征传》✿ღ★ღ，陈志凌✿ღ★ღ、贺扬著《王若飞传》✿ღ★ღ，蒋宏斌著《陈毅传》等✿ღ★ღ。这表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发展到更高层次✿ღ★ღ。得益于此✿ღ★ღ，邓子恢研究进一步深化✿ღ★ღ。

　　邓子恢研究的第三阶段✿ღ★ღ，为21世纪以来的20余年✿ღ★ღ。应该说✿ღ★ღ，无论是中国历代重要人物研究✿ღ★ღ，还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ღ★ღ，对传主的生平及历史地位与影响的研究是长期的✿ღ★ღ，有些甚至是无止境的✿ღ★ღ。同样✿ღ★ღ，邓子恢是在中华民族探索伟大复兴道路的历史进程中✿ღ★ღ，在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理论与实践领域变革者的一位代表人物✿ღ★ღ。伴随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史研究的繁荣发展✿ღ★ღ，中共党史学界关于邓子恢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推进✿ღ★ღ。

　　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在于✿ღ★ღ：一是研究范围更广✿ღ★ღ，涉及邓子恢在青年时代✿ღ★ღ、中央苏区✿ღ★ღ、华中抗日根据地✿ღ★ღ、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历史阶段的思想✿ღ★ღ、活动与理论✿ღ★ღ。二是作者多为年轻学者✿ღ★ღ。据“中国知网”统计✿ღ★ღ，这一阶段以邓子恢为研究对象的成果✿ღ★ღ，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论文有103篇✿ღ★ღ，检索到学位论文有27篇✿ღ★ღ。学术研究是动态的✿ღ★ღ。伴随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学术环境的变化✿ღ★ღ、学术成果的积累及对研究对象认知的深化✿ღ★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视角✿ღ★ღ、方法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ღ★ღ。在党史人物的研究选题和研究对象确定之后✿ღ★ღ，研究者对所研究人物的学术史梳理是必不可少的✿ღ★ღ。

　　其价值在于✿ღ★ღ：一是充分了解所研究对象在学术界的研究状况✿ღ★ღ，明确研究重点及学术成果的预期价值✿ღ★ღ，以判明该研究对象选择的可行性✿ღ★ღ、必要性✿ღ★ღ；二是从相关党史人物研究的已有成果中汲取营养✿ღ★ღ，对其价值与不足做出分析判断✿ღ★ღ，以利于自身研究方向评估与取舍✿ღ★ღ，提升研究的学术层次✿ღ★ღ。

　　充分占有各种史料✿ღ★ღ，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最重要基础✿ღ★ღ。缺乏史料的研究✿ღ★ღ，就如无米之炊✿ღ★ღ。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ღ★ღ，要“详细地占有材料✿ღ★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ღ★ღ，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ღ★ღ。这样的结论是“科学的结论”✿ღ★ღ。而史料的种类繁多✿ღ★ღ，浩如烟海✿ღ★ღ，主要的门类包括历史档案文献✿ღ★ღ、报刊史料✿ღ★ღ、族谱✿ღ★ღ，以及传主自述✿ღ★ღ、日记✿ღ★ღ、自传✿ღ★ღ、信函及其亲属战友同事的回忆等✿ღ★ღ。

　　研究者须锲而不舍做长期细致的搜集整理✿ღ★ღ，以科学的方法分类✿ღ★ღ、鉴别✿ღ★ღ、研究✿ღ★ღ，寻找历史发展脉络✿ღ★ღ，还原历史真实✿ღ★ღ，据此撰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或年谱✿ღ★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重点是人物一生的成长发展经历✿ღ★ღ、对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社会发展的贡献✿ღ★ღ、地位及其影响✿ღ★ღ。

　　史料的收集整理也是以此为主要方向展开✿ღ★ღ。从实际操作层面而言✿ღ★ღ，学者不可能等待各种史料收集齐全再做研究✿ღ★ღ，只能是根据研究的进展层层推进✿ღ★ღ，逐渐增补而臻于完善✿ღ★ღ。基于此✿ღ★ღ，研究成果也相应地由浅入深✿ღ★ღ，由简而繁✿ღ★ღ，逐步积累✿ღ★ღ。例如笔者所做的邓子恢研究✿ღ★ღ，便是按照这一路径逐步推进✿ღ★ღ，自20世纪80年代发表首篇成果《邓子恢》（与邓芳梅等合作✿ღ★ღ，5.8万字✿ღ★ღ，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卷✿ღ★ღ，陕西人民出版社✿ღ★ღ，1983）以后✿ღ★ღ，笔者逐步发表有《邓子恢年谱》（3万字✿ღ★ღ，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革命人物》✿ღ★ღ，1986）✿ღ★ღ、《邓子恢传》（27万字✿ღ★ღ，上海人民出版社✿ღ★ღ，1986）✿ღ★ღ，参与编写陈丕显主持的《邓子恢传》（52万字✿ღ★ღ，人民出版社✿ღ★ღ，1996）✿ღ★ღ、《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56.8万字✿ღ★ღ，人民出版社✿ღ★ღ，2004）✿ღ★ღ，整理校编《邓子恢自述》（41.6万字✿ღ★ღ，人民出版社✿ღ★ღ，2007）✿ღ★ღ，主编《邓子恢闽西文稿（1916-1956）》✿ღ★ღ，44万字✿ღ★ღ，中共党史出版社✿ღ★ღ，2016）✿ღ★ღ。另外✿ღ★ღ，笔者已经完成的《建国以来邓子恢文稿》（4卷✿ღ★ღ，120余万字）和《邓子恢年谱》（2卷✿ღ★ღ，80万字）正待出版✿ღ★ღ，还陆续发表有20多篇有关的学术论文✿ღ★ღ。

　　事实上✿ღ★ღ，这些论著并不是在各种史料收集齐全以后才开始撰写✿ღ★ღ，而是逐步补充✿ღ★ღ、逐步完善并研究成稿✿ღ★ღ，其内容也不断充实✿ღ★ღ，研究成果质量逐步提升✿ღ★ღ。从实践上看✿ღ★ღ，一个学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等到全部史料采集整理完成以后再着手撰写中共党史人物论著✿ღ★ღ。当然✿ღ★ღ，由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习惯不尽相同✿ღ★ღ，有的研究者可能是在全部史料收集齐全以后✿ღ★ღ，再着手研究✿ღ★ღ。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所需的史料种类大致是相同的✿ღ★ღ。在此✿ღ★ღ，笔者以邓子恢研究为例✿ღ★ღ，对相关主要史料的收集与整理✿ღ★ღ，由少及多不断增补而臻于完善的情况✿ღ★ღ，略做解析✿ღ★ღ。

　　党史人物的档案史料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其参与各种政治✿ღ★ღ、军事✿ღ★ღ、社会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材料和图片✿ღ★ღ、录音✿ღ★ღ、录像等✿ღ★ღ，经由档案部门或相关单位✿ღ★ღ、个人收存保管✿ღ★ღ，体现了人物思想行为及社会活动的历史轨迹✿ღ★ღ，是人物研究最准确与科学的记录✿ღ★ღ，也是党史人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依据✿ღ★ღ。

　　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邓子恢的最初几年✿ღ★ღ，笔者尚未见到档案部门公布的文献史料✿ღ★ღ，所能见到的只有当时手抄的邓子恢在1962年所写的《我的自传》✿ღ★ღ、保存在其家乡纪念馆由他参与北伐战争前创办的《岩声》报上的文章✿ღ★ღ，以及几篇发表在《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的回忆录✿ღ★ღ、《长江日报》的少量文章✿ღ★ღ。笔者撰写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卷的《邓子恢》主要依据的是回忆录和访谈记录✿ღ★ღ。有关邓子恢言论和档案史料✿ღ★ღ，首先发表在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1949-1981）》✿ღ★ღ，1981年10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ღ★ღ，全书191.7万字✿ღ★ღ。由于该书标明为“机密文件党内发行”✿ღ★ღ，笔者是过了些时间才见到全书✿ღ★ღ。该书收录有邓子恢在1953年至1962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期间发表的有关报告和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代中央起草的文件✿ღ★ღ，反映了其在这一阶段关于中国农村农业思想理论与方针政策主张✿ღ★ღ，也体现了中国农业集体化进程中有关发展速度✿ღ★ღ、集体化模式✿ღ★ღ、经营管理方针✿ღ★ღ、农业集体经济内部矛盾的处理等各个方面的政策主张✿ღ★ღ。这套文件汇编✿ღ★ღ，是中国农业集体化和邓子恢研究必不可少的权威档案史料之一✿ღ★ღ。

　　另一部有关邓子恢研究的重要史料集✿ღ★ღ，是由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ღ★ღ，黄道霞✿ღ★ღ、余展✿ღ★ღ、王西玉主编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ღ★ღ，1992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ღ★ღ，全书317万字✿ღ★ღ。该书收录的时间跨度更大✿ღ★ღ，上至1933年的中央苏区时期✿ღ★ღ，下迄1986年改革开放时期✿ღ★ღ，分为“农业互助合作的渊源”“农业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改革时期”四个部分✿ღ★ღ。文献发文单位及作者从中央到省✿ღ★ღ、地✿ღ★ღ、县或个人✿ღ★ღ，涵盖面宽✿ღ★ღ。其中一些文献与国家农委办公厅所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重复✿ღ★ღ。这套史料汇编进一步丰富了邓子恢研究的史料✿ღ★ღ，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ღ★ღ。

　　上述两部史料专集✿ღ★ღ，适应80年代为邓子恢平反后✿ღ★ღ，学术界兴起的有关其农业合作化及农村经济模式方面的研究所需✿ღ★ღ，有力推动和深化了邓子恢研究✿ღ★ღ。但邓子恢一生76年✿ღ★ღ，从一个追求革命的青年学生到无产阶级革命家✿ღ★ღ，其人生历程颇为曲折✿ღ★ღ、复杂✿ღ★ღ。这两部史料的出版还远远不够研究所需✿ღ★ღ，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档案资料还很有欠缺✿ღ★ღ。笔者一方面通过福建省档案馆及“文革”前福建省委党校✿ღ★ღ、龙岩地委党史研究部门收集保存的档案史料✿ღ★ღ，另一方面收集存放于一些博物馆✿ღ★ღ、纪念馆的资料✿ღ★ღ。这些档案史料支撑了笔者早期关于邓子恢生平的研究✿ღ★ღ。

　　199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以陈丕显为主任（陈丕显逝世后由项南负责）的《邓子恢传》编委会✿ღ★ღ，组成以《中国农民报》原副总编柯克明为组长的编写组✿ღ★ღ，提出编辑出版《邓子恢传》《邓子恢文集》《回忆邓子恢》三本书的任务✿ღ★ღ。笔者参与编写组✿ღ★ღ，承担《邓子恢传》前半部✿ღ★ღ，即从邓子恢出生至1946年其人生前50年部分的撰写✿ღ★ღ。这项工作开展之后✿ღ★ღ，邓子恢研究的档案资料收集全面展开✿ღ★ღ，得到了中央档案馆及福建✿ღ★ღ、江苏✿ღ★ღ、湖北✿ღ★ღ、农业部✿ღ★ღ、水利部✿ღ★ღ、军事科学院等各相关档案部门的支持✿ღ★ღ，它们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档案史料✿ღ★ღ。这些史料包括邓子恢在抗日战争✿ღ★ღ、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稿✿ღ★ღ、报告✿ღ★ღ、讲线余件✿ღ★ღ。时间上主要为闽西和中央苏区时期✿ღ★ღ，至6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时期及晚年的文书档案✿ღ★ღ。

　　这就为土地革命以后邓子恢人生道路的轨迹与思想研究✿ღ★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ღ★ღ。其中✿ღ★ღ，中南军政委员会会议✿ღ★ღ、中南行政委员会会议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务会议记录✿ღ★ღ，反映了邓子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三年中✿ღ★ღ，主持数十次会议的部分讲话记录✿ღ★ღ，以及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主持的部务会议记录✿ღ★ღ。这些档案史料✿ღ★ღ，是反映这一时期邓子恢思想理论与工作部署的珍贵史料✿ღ★ღ。如果缺少这些档案史料✿ღ★ღ，关于邓子恢的研究是不完整的✿ღ★ღ。由此可见✿ღ★ღ，档案史料的收集与利用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工作✿ღ★ღ。

　　报刊史料也是各种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ღ★ღ，是一系列历史事件与人物思想行为发展变迁的文字载体✿ღ★ღ，其史料价值虽不同于档案史料✿ღ★ღ，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佐证✿ღ★ღ。有的学者把报纸史料与期刊史料分为两类✿ღ★ღ，笔者在此将两者合在一起✿ღ★ღ，并结合邓子恢研究进行阐述✿ღ★ღ。报纸有日报或三日报✿ღ★ღ、五日报不等✿ღ★ღ，新闻性强✿ღ★ღ，对当时发生的各种政治✿ღ★ღ、军事✿ღ★ღ、社会新闻会进行即时报道或评论✿ღ★ღ。期刊又称杂志✿ღ★ღ，一般为定期出版✿ღ★ღ，有半月刊✿ღ★ღ、月刊或双月刊不等✿ღ★ღ。期刊不同于报纸✿ღ★ღ，一般不即时报道新闻人物或事件✿ღ★ღ，而依据刊物的办刊方向✿ღ★ღ，如经济类✿ღ★ღ、政治类✿ღ★ღ、军事类或其他专业或综合性期刊✿ღ★ღ，刊发与其办刊宗旨相一致的文稿✿ღ★ღ。不管报纸还是期刊✿ღ★ღ，其共同点是具有一定的阶级性✿ღ★ღ，其新闻报道✿ღ★ღ、文字表述✿ღ★ღ、文稿选择都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ღ★ღ。因此研究者选择与利用报刊史料✿ღ★ღ，必须详加判别✿ღ★ღ。

　　笔者和研究团队在开展邓子恢研究时✿ღ★ღ，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收集✿ღ★ღ、研究与其生活及成长道路相关的报刊史料✿ღ★ღ，并从中获取了意想不到的收获✿ღ★ღ。青年时代的邓子恢✿ღ★ღ，在经过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ღ★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后✿ღ★ღ，由阅读工团主义✿ღ★ღ、无政府主义书刊到《新青年》《湘江评论》《共产党宣言》《向导》✿ღ★ღ，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ღ★ღ，并于1923年约集几位青年知识分子创办《岩声》杂志（该杂志至1926年停刊✿ღ★ღ，共43期）✿ღ★ღ。邓子恢在《岩声》先后发表6篇时评或政论✿ღ★ღ，阐述这一时期有关社会政治及婚姻教育的主张✿ღ★ღ，其中1923年12月10日发表的《恐怖的生活》直接引用马克思关于阶级与阶级剥削及“剩余价值”理论✿ღ★ღ，揭露私有制的“恐怖”✿ღ★ღ，唤起民众起而斗争✿ღ★ღ；1925年发表的《龙岩被压迫阶级的现状及其出路》更进一步揭露“政权是统治阶级的武器”✿ღ★ღ，号召被压迫阶级“一齐武装起来”夺取政权✿ღ★ღ。

　　由此表明✿ღ★ღ，邓子恢已经逐渐转变思想✿ღ★ღ，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ღ★ღ，并于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ღ★ღ。这一例子表明历史报刊史料在人物研究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ღ★ღ。特别是其公开发表的言论✿ღ★ღ，可以成为判断其思想观念与阶级立场的重要佐证✿ღ★ღ。邓子恢一生的各个不同阶段✿ღ★ღ，在各报刊发表有大量文论✿ღ★ღ，收集并研究这些历史文献✿ღ★ღ，极为重要✿ღ★ღ。笔者在研究中所收集的报刊资料✿ღ★ღ，主要有中央苏区及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ღ★ღ、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办的《红旗》✿ღ★ღ、中共闽粤赣省委主办的《前驱》《火线》✿ღ★ღ；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政治部主编的《抗敌》✿ღ★ღ，新四军第四师主办的《拂晓报》《拂晓》✿ღ★ღ；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渤海区党委主办的《渤海日报》✿ღ★ღ、中共豫西区委机关报《豫西日报》✿ღ★ღ、中共开封市委机关报《开封日报》✿ღ★ღ、中共中央中原局主办的《中原日报》✿ღ★ღ、中共洛阳工委主办的《新洛阳报》✿ღ★ღ。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ღ★ღ，邓子恢在主持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期间✿ღ★ღ，在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有数以百计的文论及有关报道✿ღ★ღ，这些成为研究邓子恢的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史料之一✿ღ★ღ；在1953年至1962年主持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ღ★ღ，邓子恢的文章及相关言论主要发表于《人民日报》《红旗》《中国青年》《农村工作通讯》✿ღ★ღ，1988年由《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印发行的《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亦有收录✿ღ★ღ。这一类报刊查阅较为方便✿ღ★ღ，不再一一说明✿ღ★ღ。另外✿ღ★ღ，还有一种具有重要价值的政府公报✿ღ★ღ。这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ღ★ღ，是政府内部的出版物✿ღ★ღ。笔者也收集到50年代前期中南地区的《江西政报》《湖南政报》等内刊✿ღ★ღ，其中刊有一些邓子恢签发的政令✿ღ★ღ、通告✿ღ★ღ、讲话✿ღ★ღ。这为该时期邓子恢生平思想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史料✿ღ★ღ。

　　总之✿ღ★ღ，报刊史料作为公共读物✿ღ★ღ，除了少部分已属稀缺外✿ღ★ღ，有些报刊已制作成电子版✿ღ★ღ，研究者只要投入时间和精力✿ღ★ღ，大多是可以查找到的✿ღ★ღ。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必然涉及研究对象一生的经历与活动✿ღ★ღ，包括其家世✿ღ★ღ、出生以及从童年到成年的人生经历✿ღ★ღ。这方面内容的研究✿ღ★ღ，除上述的档案✿ღ★ღ、报刊等史料外✿ღ★ღ，还必须结合其族谱✿ღ★ღ、家谱✿ღ★ღ，以及个人日记✿ღ★ღ、自传和回忆录等相关史料✿ღ★ღ。这些史料以传主个人视角表述历史与社会经历✿ღ★ღ，也是党史人物研究不可缺失的部分✿ღ★ღ。笔者在邓子恢研究的过程中✿ღ★ღ，始终关注并逐一收集这方面的史料✿ღ★ღ，积少成多✿ღ★ღ，集腋成裘✿ღ★ღ，日臻完善✿ღ★ღ。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ღ★ღ，得到邓子恢亲属的大力支持✿ღ★ღ。邓子恢胞弟邓子鸣发来了其手抄的《龙岩邓厝房谱》✿ღ★ღ，其中详细记载了祖籍河南南阳的邓家于清代辗转闽北迁移至闽西落户的过程✿ღ★ღ。邓子鸣还多次来信✿ღ★ღ，对其家庭盛衰与邓子恢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做了详细说明✿ღ★ღ。这是十分稀缺的第一手佐证✿ღ★ღ，对研究邓子恢的人生轨迹至为重要✿ღ★ღ。

　　（2）关于邓子恢的日记✿ღ★ღ。据其后人回忆✿ღ★ღ，邓子恢有写日记的习惯✿ღ★ღ，但在1946年淮阴保卫战期间✿ღ★ღ，相关材料丢失了✿ღ★ღ。所幸在1988年前后维修房顶时✿ღ★ღ，其族人在夹层中发现了秘藏半个多世纪的邓子恢日记（1915年至1916年5月）✿ღ★ღ，计39篇✿ღ★ღ。这些日记记载了高中毕业考试前夕✿ღ★ღ，年仅20岁的邓子恢对袁世凯专横复辟的愤慨✿ღ★ღ，以及在爱国情怀的驱使下参与讨袁集会活动的行为✿ღ★ღ，成为青年邓子恢研究的珍贵史料✿ღ★ღ。

　　（3）自传是人物研究另一种重要史料✿ღ★ღ，是传主自己撰写✿ღ★ღ，或者由传主口述其个人经历✿ღ★ღ、重大事件✿ღ★ღ，他人记录✿ღ★ღ、编纂而成的✿ღ★ღ。自传或口述回忆是主观视角的表述✿ღ★ღ，不可避免地带有记忆误差✿ღ★ღ，或片面不实之虞✿ღ★ღ，但仍不失为人物传记的重要史料✿ღ★ღ。中共党史人物的自传✿ღ★ღ，多为档案内保存的按照党组织要求书写的个人经历或历史总结✿ღ★ღ，不用于公开发表✿ღ★ღ。但也有在传主身后公布的例外✿ღ★ღ。如“文革”时期彭德怀受审查期间向“专案组”提交了大量关于个人经历的材料✿ღ★ღ。1981年✿ღ★ღ，《彭德怀自述》编辑组以“1970年所写的自传式材料”为主✿ღ★ღ，结合其他材料✿ღ★ღ，补充整理为自传体的《彭德怀自述》✿ღ★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ღ★ღ。笔者研究邓子恢✿ღ★ღ，一开始也是把查找其自传作为主要工作之一✿ღ★ღ，先后找到两种署名“邓子恢”的《我的自传》油印本✿ღ★ღ。内容大致相同✿ღ★ღ，但文句有不少差异✿ღ★ღ，显然✿ღ★ღ，不同的文字表述与“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形势变化有关系✿ღ★ღ，不过难以判断这两本自传是否为作者亲笔✿ღ★ღ。直到2004年✿ღ★ღ，笔者在福建省档案馆发现了邓子恢在1957年送请当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征求意见的《我的自传》✿ღ★ღ，其中还附有邓子恢致叶飞的信✿ღ★ღ，言明该自传是其1956年春在广东休养时编写✿ღ★ღ。至此✿ღ★ღ，笔者才得以确认这份自传为“正本”✿ღ★ღ，并将之收入《邓子恢自述》✿ღ★ღ。

　　这份《我的自传》约3.3万字✿ღ★ღ，内容除了个人及家庭主要成员✿ღ★ღ、社会关系外✿ღ★ღ，涵盖邓子恢从参共革命前后至1953年主政中南地区工作✿ღ★ღ，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之前56年的人生经历✿ღ★ღ。这为邓子恢生平研究提供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史料✿ღ★ღ。

　　（4）书信是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研究的重要史料✿ღ★ღ。书信是个人书写发送给特定对象（或私交旧友✿ღ★ღ，或上级下属✿ღ★ღ，或组织机构）的✿ღ★ღ，内容涉及自身生活✿ღ★ღ、思想✿ღ★ღ、情感✿ღ★ღ。重要政治家✿ღ★ღ、思想家的来往信件✿ღ★ღ，往往涉及对重大历史事件✿ღ★ღ、重要政治军事活动的情况介绍✿ღ★ღ、态度或感想✿ღ★ღ。书信一般为持有者或其亲友保存✿ღ★ღ，有些存留于档案库房✿ღ★ღ。除少量已公开发表外✿ღ★ღ，大多散存于民间或各相关单位✿ღ★ღ，研究者必须尽力寻找搜集✿ღ★ღ，以补充研究之不足✿ღ★ღ。笔者做邓子恢研究✿ღ★ღ，极为重视其书信的收集✿ღ★ღ。现存并收集到的邓子恢的信函✿ღ★ღ，有写给亲友✿ღ★ღ、同学✿ღ★ღ、家人的✿ღ★ღ，有写给战友✿ღ★ღ、同事的✿ღ★ღ，有写给上级领导以至于毛泽东✿ღ★ღ、周恩来✿ღ★ღ、邓小平的✿ღ★ღ，也有国共合作时期写给国民党军政人员的✿ღ★ღ，总共大约100件✿ღ★ღ，大多没有发表✿ღ★ღ。最早的信函✿ღ★ღ，是邓子恢1917年21岁公费留学日本东京时✿ღ★ღ，写给中学同学林江秋✿ღ★ღ、林小周的两张明信片✿ღ★ღ，内容是倾诉留学生活之清贫及疾病缠身之痛苦✿ღ★ღ。此后不久✿ღ★ღ，邓子恢即辍学返乡✿ღ★ღ，踏上独立谋生并走上革命的探索之途✿ღ★ღ。现存并收集到的其生前发出的最后两封信✿ღ★ღ，是1971年4月5日年届75岁的邓子恢分别写给在贵州省工业管理学校工作的闽西籍教师陈茂鋆和其所在单位负责同志✿ღ★ღ，信中证明其二哥陈向明于1931年在闽西苏区错误的“肃反”中蒙冤被害✿ღ★ღ，是“逼出来的假案”✿ღ★ღ，应“被追认为烈士”✿ღ★ღ。

　　总之✿ღ★ღ，邓子恢的书信✿ღ★ღ，大多表达其对于当时政治✿ღ★ღ、军事✿ღ★ღ、经济各方面问题的观察✿ღ★ღ、建议及方针意见✿ღ★ღ，是其人生道路上重要的思想遗产✿ღ★ღ，是邓子恢研究的主要史料之一✿ღ★ღ。

　　历史回忆录是人物研究的必备史料✿ღ★ღ。回忆录一般为历史参与者对历史现场人物✿ღ★ღ、事件的真实记录✿ღ★ღ，其特点是具有真实性✿ღ★ღ、时效性✿ღ★ღ。历史回忆录可分两类✿ღ★ღ。一类是历史当事人即传主本人自撰或口述由他人代为书写的回忆记录✿ღ★ღ，近年来又被称为“自述”“口述史”✿ღ★ღ。

　　另一类是与历史人物密切相关的家人✿ღ★ღ、同学✿ღ★ღ、战友✿ღ★ღ、同事等对传主或与之相关人物✿ღ★ღ、事件的回忆记录✿ღ★ღ。关于历史回忆录的论述很多✿ღ★ღ，这里仅以邓子恢研究为例✿ღ★ღ，对涉及的问题略做说明✿ღ★ღ。关于邓子恢本人的历史回忆✿ღ★ღ，笔者在80年代初写《邓子恢》时✿ღ★ღ，就开始收集✿ღ★ღ。其中最重要的即上述《我的自传》✿ღ★ღ，但由于当时找到的两份自传并非后来发现的1956年原始本✿ღ★ღ，虽然大同小异✿ღ★ღ，毕竟不是原件✿ღ★ღ，难免有出入✿ღ★ღ。同时笔者也收集到1961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子恢著《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ღ★ღ，以及邓子恢与张鼎丞✿ღ★ღ、谭震林等人合署在《星火燎原》✿ღ★ღ、《八一》杂志✿ღ★ღ、《红旗飘飘》发表的几篇回忆录✿ღ★ღ。这部分自述与回忆内容✿ღ★ღ，集中反映邓子恢早年特别是土地革命✿ღ★ღ、中央苏区时期的见闻与经历✿ღ★ღ。

　　在此之后✿ღ★ღ，除了在《星火燎原》第6辑发表的《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年在《长江日报》发表的《中南一年回顾》等文章外✿ღ★ღ，很难再找到他在抗日战争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回忆✿ღ★ღ。加之当时邓子恢冤案尚未平反✿ღ★ღ，关于他的个人回忆史料✿ღ★ღ，特别是1950年以后的史料✿ღ★ღ，十分匮乏✿ღ★ღ。由于这一部分史料的不充分✿ღ★ღ，笔者撰写的首篇《邓子恢》难免存有历史的缺憾✿ღ★ღ。有关邓子恢的自述性回忆及自传性成果✿ღ★ღ，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ღ★ღ，党史学术界思想的开放以及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深入✿ღ★ღ，在各相关历史档案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ღ★ღ，逐步丰富起来的✿ღ★ღ。在相关出版部门的积极参与下✿ღ★ღ，自1981年《彭德怀自述》出版以后✿ღ★ღ，《毛泽东自述》（1993）✿ღ★ღ、《毛泽东自传》（2001）✿ღ★ღ、《周恩来自述》（2002）✿ღ★ღ、《彭德怀自传》（2002）✿ღ★ღ、《朱德自传》（2003）✿ღ★ღ、《刘少奇自述》（2003）相继出版✿ღ★ღ。在这一背景下✿ღ★ღ，人民出版社及邓子恢之子邓淮生约请笔者编辑《邓子恢自述》✿ღ★ღ，并于2007年出版✿ღ★ღ。这部《邓子恢自述》实际上是邓子恢的回忆录加部分文稿合编而成的✿ღ★ღ。其中✿ღ★ღ，依照自传体例撰写的✿ღ★ღ，就是1956年邓子恢的《我的自传》✿ღ★ღ，但是它篇幅太短✿ღ★ღ，又只写到1953年✿ღ★ღ。

　　为此✿ღ★ღ，笔者另外选择了邓子恢在其人生不同时期撰写或发表的自传性回忆记录和文稿17篇✿ღ★ღ，依照其时间先后编排✿ღ★ღ，分为“战争年代”和“农村变革与发展”两编✿ღ★ღ；并给其中10篇讲话和文稿分别写了解读✿ღ★ღ，对该文稿发表的背景✿ღ★ღ、主要意涵及影响做了必要阐释✿ღ★ღ，以便于读者理解其理论与思想✿ღ★ღ。笔者还对述及的历史人物事件做了校编与注释✿ღ★ღ，在书后附有“邓子恢生平大事年表”✿ღ★ღ，以使全书内容前后贯通✿ღ★ღ。全书共计41.6万字✿ღ★ღ，是目前唯一称得上邓子恢自传的作品✿ღ★ღ。邓子恢回忆录是与邓子恢共同生活✿ღ★ღ、工作过的同学✿ღ★ღ、战友✿ღ★ღ、下属与亲属等✿ღ★ღ，对他生前历史的追忆记录✿ღ★ღ。这类回忆内容广泛✿ღ★ღ，涉及邓子恢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行为✿ღ★ღ、言论情感✿ღ★ღ、工作方式与生活细节✿ღ★ღ。此类史料以“他人”视角✿ღ★ღ，观察与叙述传主生平的各个片段✿ღ★ღ，大大充实与丰富了历史人物的研究内容✿ღ★ღ，特别是在档案及其他史料欠缺的情况下✿ღ★ღ，发挥了替代性作用✿ღ★ღ。正因如此✿ღ★ღ，笔者在邓子恢档案史料欠缺的研究初期✿ღ★ღ，大量采集运用了口述史资料✿ღ★ღ。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包括邓子恢长女邓芳梅✿ღ★ღ、儿子邓运✿ღ★ღ，邓子恢夫人陈兰✿ღ★ღ，邓子恢胞妹邓仙梅✿ღ★ღ、邓新梅✿ღ★ღ，以及邓子恢生前战友✿ღ★ღ、同事刘瑞龙✿ღ★ღ、郭述申✿ღ★ღ、罗明✿ღ★ღ、梁国斌✿ღ★ღ、刘建勋✿ღ★ღ、王观澜✿ღ★ღ、张劲夫及秘书边入群✿ღ★ღ、刘蓬勃等40余人✿ღ★ღ。这些访谈所得的回忆记录✿ღ★ღ，丰富了邓子恢生平✿ღ★ღ，特别是其在新四军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时期的史料✿ღ★ღ。对于邓子恢生平回忆史料更大规模的发表和采集✿ღ★ღ，是在198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为邓子恢平反的通知以后✿ღ★ღ。

　　目前所见最早的一篇回忆史料是1982年1月1日《红旗》发表的由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刘瑞龙撰写的《毕生为党永辉煌——怀念邓子恢同志》✿ღ★ღ。此后✿ღ★ღ，邓子恢生前的战友同事不断在报刊发文怀念或记述有关邓子恢不同人生阶段的历史记忆✿ღ★ღ。长期与邓子恢在一起工作的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ღ★ღ、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ღ★ღ，在其讲话✿ღ★ღ、报告及个人自述（即《杜润生自述✿ღ★ღ：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ღ★ღ，人民出版社✿ღ★ღ，2005）中✿ღ★ღ，多次提及✿ღ★ღ、回忆邓子恢的历史贡献✿ღ★ღ。1996年✿ღ★ღ，由陈丕显为主任✿ღ★ღ、项南等为副主任的《回忆邓子恢》编委会将历年收集的回忆文章结集汇编为《回忆邓子恢》一书✿ღ★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ღ★ღ。全书收入包括王震✿ღ★ღ、方毅✿ღ★ღ、张爱萍✿ღ★ღ、张震✿ღ★ღ、杜润生等上至国家副主席✿ღ★ღ、开国上将✿ღ★ღ，下至警卫人员的有关人士回忆记录80篇✿ღ★ღ，计46万字✿ღ★ღ。

　　当然✿ღ★ღ，口述历史或回忆录✿ღ★ღ，不具备历史档案文献那样的科学性与准确性✿ღ★ღ。受时空条件的限制✿ღ★ღ、回忆者的记忆和对过去历史场景的熟悉程度✿ღ★ღ，甚至回忆者的感情因素✿ღ★ღ、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ღ★ღ，回忆中涉及历史的日期时间✿ღ★ღ、现场人物情节✿ღ★ღ、当时言论内容等可能有所偏差甚至不实✿ღ★ღ。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引用或论证相关问题时做必要的比对和考订✿ღ★ღ，去伪存真✿ღ★ღ，以发挥其对于人物研究的价值与作用✿ღ★ღ。

　　对于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ღ★ღ，研究者应当根据自身能力✿ღ★ღ，在初步了解和把握研究对象的情况✿ღ★ღ，并准备好研究所必需的基本史料后✿ღ★ღ，再根据需要和可能✿ღ★ღ，撰写相关专题的研究论文✿ღ★ღ。待条件成熟✿ღ★ღ，在宏观认识和充分把握研究对象的人生经历✿ღ★ღ、贡献✿ღ★ღ、历史地位及学术史评估的基础上✿ღ★ღ，研究者方可再做规划✿ღ★ღ，投入研究✿ღ★ღ，或者边准备边研究✿ღ★ღ，撰写人物传记✿ღ★ღ。关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ღ★ღ，不少专家发表专论✿ღ★ღ，对党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性✿ღ★ღ、评价标准✿ღ★ღ、研究状况与方法等做了论述✿ღ★ღ。本文着重就邓子恢研究的体会✿ღ★ღ，简要谈一下党史人物历史地位的把握与研究重点的展开✿ღ★ღ。在中共党史上值得研究并为之立传者✿ღ★ღ，数量很多✿ღ★ღ。每一位党史人物在中共党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ღ★ღ、不同领域✿ღ★ღ，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不同作用✿ღ★ღ，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与业绩✿ღ★ღ，其思想路径与行动方式也各不相同✿ღ★ღ。因此✿ღ★ღ，要写好某一位人物的传记✿ღ★ღ，必须根据其历史地位及贡献✿ღ★ღ，把握传主的研究重点与特点✿ღ★ღ，并做出客观科学的论述与评价✿ღ★ღ。

　　2001年✿ღ★ღ，人民日报出版社✿ღ★ღ、中央文献出版社✿ღ★ღ，在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组织编辑的10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的1200多篇人物传中✿ღ★ღ，选择“党史上功绩卓著✿ღ★ღ、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传”编为精选本✿ღ★ღ，共10卷✿ღ★ღ，以人物的历史地位✿ღ★ღ、贡献与影响为依据✿ღ★ღ，分编为领袖篇✿ღ★ღ、先驱篇✿ღ★ღ、英烈篇✿ღ★ღ、军事篇✿ღ★ღ、政治经济建设篇✿ღ★ღ、文化篇✿ღ★ღ、统战篇等出版✿ღ★ღ。这并非意味着传主的业绩与贡献仅局限于一个领域✿ღ★ღ，而是强调其在中共党史上在某一领域做出的比其他人物更突出更具代表性的成就✿ღ★ღ。笔者编写的《邓子恢》被编入“政治经济建设篇”✿ღ★ღ，这意味着邓子恢被视为在中共党史的政治经济建设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代表之一✿ღ★ღ。这样的分类是恰当的✿ღ★ღ，也是笔者长期研究邓子恢生平的着力点✿ღ★ღ。

　　笔者对邓子恢生平史料的收集与研究的重点✿ღ★ღ，主要依据于198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为邓子恢平反通知时所做的评价✿ღ★ღ，即“邓子恢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ღ★ღ，是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ღ★ღ，在创造闽西根据地✿ღ★ღ、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ღ★ღ，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ღ★ღ，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ღ★ღ，坚持党的路线✿ღ★ღ、方针✿ღ★ღ、政策的✿ღ★ღ，工作成绩是显著的✿ღ★ღ。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ღ★ღ、处理是错误的✿ღ★ღ，应予平反✿ღ★ღ，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ღ★ღ，应予推倒✿ღ★ღ，恢复名誉”✿ღ★ღ。邓子恢一生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ღ★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ღ★ღ，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贡献✿ღ★ღ，特别是他在领导农民运动✿ღ★ღ、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改造✿ღ★ღ、建设农村农业社会主义方面所做出的业绩显著✿ღ★ღ，而这也正构成了邓子恢研究的重点✿ღ★ღ。

　　在研究过程中✿ღ★ღ，笔者和研究团队着力于这一方面的史料收集与研究✿ღ★ღ，一边跟踪国内学术界研究动向✿ღ★ღ，一边选择相关的重点问题做专题研究✿ღ★ღ。这是一项关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ღ★ღ，必须做长期坚守的工作✿ღ★ღ。邓子恢又是在农村✿ღ★ღ、农业✿ღ★ღ、农民问题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ღ★ღ，所以研究邓子恢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以来在“三农”领域的发展进程✿ღ★ღ。就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而言✿ღ★ღ，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经过土地革命到农民私有制✿ღ★ღ，再由农民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ღ★ღ，以及集体所有制以后中国农村农业体制的改革发展这一长期的发展道路上✿ღ★ღ，邓子恢关于农村变革的思想理论✿ღ★ღ，必须作为重点研究的内容✿ღ★ღ，以凸显邓子恢在推进中国农村农业发展方面的成就与政治经济理论贡献✿ღ★ღ。

　　具体而言✿ღ★ღ，研究邓子恢还应更进一步✿ღ★ღ，包括如下一些方面✿ღ★ღ：一是研究并撰写论述邓子恢农村农民问题的专著✿ღ★ღ，以彰显其在中共党史上独特的地位与贡献✿ღ★ღ；二是把所收集与保存的✿ღ★ღ，除已经出版的《邓子恢文集》《邓子恢闽西文稿》《邓子恢淮北文稿》《邓子恢自述》以外的其他文稿史料整理出版✿ღ★ღ，以利于更加广泛的研究✿ღ★ღ；三是编撰一部《邓子恢年谱》✿ღ★ღ。当然✿ღ★ღ，这三项工作极为艰巨✿ღ★ღ，但又必须进行✿ღ★ღ。

　　为此✿ღ★ღ，笔者从2001年便开始着手✿ღ★ღ。首先入手的是2001年被纳入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的《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ღ★ღ。该书不是一部人物传记✿ღ★ღ，而是以各个不同历史阶段邓子恢的农村变革思想与行为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专著✿ღ★ღ。全书13章✿ღ★ღ，计56.8万字✿ღ★ღ，于2004年完成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ღ★ღ。依据原先的设想✿ღ★ღ，该书涵盖从邓子恢青年时代的1923年提出“赶快革命”“赶快向旧社会开战”✿ღ★ღ，1927年提出“农民要减轻剥削与压迫✿ღ★ღ，以至取得最后解放✿ღ★ღ，必须依靠自己的团结与组织✿ღ★ღ，依靠自己的力量”✿ღ★ღ，并于1928年参与领导福建省第一次农民暴动开始✿ღ★ღ，至1962年因为坚持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变革与农业生产责任制受到挫折的全部历程✿ღ★ღ。该书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ღ★ღ，依据历史文献史料✿ღ★ღ，力求以“不溢美不隐恶”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ღ★ღ，客观阐述邓子恢在其一生不同历史阶段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与行为✿ღ★ღ，从而展示其在中共党史这一方面历史进程中独特的历史贡献与地位✿ღ★ღ。其中突出的问题有探索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土地政策✿ღ★ღ；开拓苏区农村合作经济和财政金融事业✿ღ★ღ；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农村政权及其农村经济政策✿ღ★ღ；贯彻“五四”指示与推进解放区土地改革✿ღ★ღ；主持中南区新民主主义农村变革与土地改革✿ღ★ღ；对中国农业互助合作体制的探索及其与毛泽东的分歧✿ღ★ღ；指导中国农业合作化步入巩固与发展✿ღ★ღ；1955年关于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理论及其受到的批判与抗辩✿ღ★ღ；关于农业合作“高级化”的思考及正确处理农村人民内容矛盾主张✿ღ★ღ；推进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及“大包干”✿ღ★ღ；对“包产到户”支持及其受到的不公正批判与农村变革理想的终结✿ღ★ღ。上述内容✿ღ★ღ，基本概括了邓子恢一生关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理论创新与贡献✿ღ★ღ，凸显其在中共党内这一领域的独特成就✿ღ★ღ。书稿送请在邓子恢主政时期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ღ★ღ、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杜润生审阅✿ღ★ღ。杜润生对书稿充分肯定并为之作序✿ღ★ღ，认为“《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这本著作✿ღ★ღ，以50多万字的篇幅✿ღ★ღ，再现了子恢同志在农村变革道路上曲折与坎坷的奋斗历程✿ღ★ღ，探求真理的艰辛与坚持真理的勇气✿ღ★ღ，并且对子恢同志的理念与行为实践✿ღ★ღ，作出理性的分析与评价”✿ღ★ღ。

　　第二项工作✿ღ★ღ，是把历年积累而尚未出版的邓子恢的言论文稿✿ღ★ღ，总计2000余篇✿ღ★ღ，集中并筛选整理✿ღ★ღ、编校注释✿ღ★ღ，依时间顺序编辑成册✿ღ★ღ，以供保存及学术界研究✿ღ★ღ。这一项目以“邓子恢文稿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课题✿ღ★ღ，先后于2011年✿ღ★ღ、2012年被批准立为福建省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ღ★ღ。最终成果为《邓子恢文稿》✿ღ★ღ，共10卷✿ღ★ღ，约300万字✿ღ★ღ，于2015年结项送交出版社✿ღ★ღ。此后该书历经多次审核修改✿ღ★ღ，并依照审改意见✿ღ★ღ，舍去其中新中国成立前的6卷✿ღ★ღ，定名为《建国以来邓子恢文稿》✿ღ★ღ，共4卷✿ღ★ღ，约120万字✿ღ★ღ，可望于近期出版✿ღ★ღ。

　　《邓子恢年谱》为笔者对于邓子恢研究的最后一个课题✿ღ★ღ。该课题于2016年以“邓子恢研究”为题申报✿ღ★ღ，并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ღ★ღ。改革开放以前, 国内几乎未见中共党史人物年谱✿ღ★ღ。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永祥编撰的《瞿秋白年谱》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年谱之一✿ღ★ღ。此后✿ღ★ღ，又有《李大钊年谱》（1984）✿ღ★ღ、《茅盾年谱》（1985）✿ღ★ღ、《陈独秀年谱》（1988）等✿ღ★ღ。进入90年代以后✿ღ★ღ，各种党史人物年谱陆续出版✿ღ★ღ，特别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ღ★ღ、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高层人物毛泽东✿ღ★ღ、朱德✿ღ★ღ、刘少奇✿ღ★ღ、张闻天✿ღ★ღ、陈云✿ღ★ღ、邓小平等的年谱✿ღ★ღ，其他在中共党史的政治✿ღ★ღ、军事✿ღ★ღ、文化艺术✿ღ★ღ，以及早年牺牲或脱离革命队伍的人物年谱陆续出版✿ღ★ღ，有60多种✿ღ★ღ。笔者和研究团队2015年有编撰《邓子恢年谱》的计划✿ღ★ღ，2016年正式申报选题并获立项✿ღ★ღ。这是因为撰写中共党史人物年谱✿ღ★ღ，虽然是某一位人物的生平纪事✿ღ★ღ，但其涉及面广✿ღ★ღ，上自家族祖先✿ღ★ღ，起自生卒年月✿ღ★ღ，涉及家世✿ღ★ღ、学业✿ღ★ღ、就业✿ღ★ღ、社会交往✿ღ★ღ、革命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历史阶段的言论✿ღ★ღ、行为✿ღ★ღ、成就失误✿ღ★ღ、社会影响等✿ღ★ღ，其内容庞大✿ღ★ღ，涉及史料浩繁✿ღ★ღ，不可空缺✿ღ★ღ，也不可妄下评论✿ღ★ღ，更不可臆造推测✿ღ★ღ，事事必有确实的史料依据✿ღ★ღ。研究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ღ★ღ，客观并准确记述谱主生平✿ღ★ღ，由此折射其生平的时代特征和中共党史的发展历程✿ღ★ღ，及其在中共党史地位✿ღ★ღ、作用与影响✿ღ★ღ。

　　笔者曾在1996年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革命人物》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邓子恢年谱》✿ღ★ღ，计3万余字✿ღ★ღ。现在看来✿ღ★ღ，这是一篇不成熟且有诸多缺陷的成果✿ღ★ღ。换句话说✿ღ★ღ，受限于史料的不足✿ღ★ღ，在当时编写一部系统而详尽的《邓子恢年谱》是非常困难的✿ღ★ღ。正因如此✿ღ★ღ，笔者把编写《邓子恢年谱》放在邓子恢各项研究的最后阶段✿ღ★ღ。在各种史料的收集已相对比较齐全✿ღ★ღ，对其人生全过程及相关各方面关系✿ღ★ღ、成就✿ღ★ღ、评价等✿ღ★ღ，也已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ღ★ღ，也即上文论及“史料的收集与运用”部分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ღ★ღ，做最后的归纳✿ღ★ღ、铺排✿ღ★ღ，依照邓子恢生平顺序✿ღ★ღ，逐年并尽可能逐月✿ღ★ღ、逐日记述其行为✿ღ★ღ、思想及与周围各种人物和事件的关系✿ღ★ღ，拓宽其人生活动范围✿ღ★ღ，把握其内在思想脉络✿ღ★ღ，以期笔下的人物更加丰富✿ღ★ღ、更加准确✿ღ★ღ、更富立体感✿ღ★ღ。目前✿ღ★ღ，《邓子恢年谱》已结项完成✿ღ★ღ，送交出版部门✿ღ★ღ，期待能够尽快出版✿ღ★ღ。基于上述可见✿ღ★ღ，中共党史人物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不可缺失且十分重要的课题✿ღ★ღ。

　　中共党史学界已有长期探索✿ღ★ღ，积累了丰富成果✿ღ★ღ。从笔者邓子恢研究的经历和体会来看✿ღ★ღ，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人物研究✿ღ★ღ，需要研究者在人物对象的选择与投入✿ღ★ღ、党史人物研究的学术史评估与史料收集✿ღ★ღ、党史人物历史地位评估及研究重点等重大问题上✿ღ★ღ，予以观照✿ღ★ღ。